真正的一代名媛

名媛不是交际花，更不是某某大赛选出来的美女。组成名媛的硬件，是先天的遗传，软件则来自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。物质决定精神，自小良好的教育、温馨的成长环境，令名媛都有一颗纯洁、平和的心。她们一般不善心术，习惯听从内心的呼唤，特别对爱情的追求只求完美、真挚，不大会以此作交易。

​2009年11月2日，郑念女士在美国去世。她是《上海生死劫》的作者，她来自上海。以她的家世、经历和教育，笔者以为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代名媛。​​

郑念，原名姚念媛，原籍湖北，1915年出生于北京。郑念先后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，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。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，为留英博士，双双回国后，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。“郑念”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。

​郑念成长在一个开放西化的家庭，在伦敦留学时认识了她的先生郑康祺。郑康祺不是世家出身，“虽然门不当，户不对，但康祺是一个好人，又努力。”他们在英国结婚，结婚后一个星期即乘法国邮轮经越南回国。

​身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夫人，郑念在澳洲生活了七年。上海一解放，郑康祺博士就受聘回国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，不久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（即亚细亚石油公司，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）总经理助理。当时大庆油田又尚未开发，石油作为国家建设的血脉，非常重要。郑康祺与郑念夫妇俩，以赤诚的爱国之心，及被西方世界认可的文化气质，很大程度地化解了当时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对中国的偏见。1957年，郑康祺去世，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接替丈夫的职务，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。​

​​​​随着“文革”的到来，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。先是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，然后郑念被捕入狱。在臭名昭著的“第一看守所”里，七年间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——饥刑、铐刑、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，以至于遍体鳞伤，内外交困。但郑念奋力抗辩，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，拒绝莫须有的“间谍”罪名。​

在知识和道德上，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，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。在交代材料的底部，落款照例是“犯罪分子”，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“犯罪分子”前面加上“没有犯过任何罪的”这几个字。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，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“犯罪分子”这个落款了。

​她甚至拒绝被释放，除非当局向她道歉。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。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。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，并且要求赔礼道歉，还要在上海、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。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。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。

出狱后，郑念坚强地以63岁高龄离沪赴美，勇敢地扬起人生的第二段征途，并为我们留下那本不朽的著作《上海生死劫》。

​​1980年，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。虽然去美时已63岁，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：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、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……当然，她不否认“……当落日渐渐西沉，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”，但她仍“次日清晨准时起床，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”。

​​1989年，《上海生死劫》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。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，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，黑平跟尖头皮鞋，一头银发，很上海……以致程乃珊感叹：“她是那样漂亮，特别那双眼睛，虽历经风侵霜蚀，目光仍明亮敏锐，只是眼袋很沉幽，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！”​

“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，我的心碎了，完全碎了。只有苍天知道，我曾千百倍地努力，要忠贞于我的祖国，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，但我是无愧的。”在《上海生死劫》一书的结尾，郑念这样写道。